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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1月14日开幕 产业项目率先发布******

　　中新网太原1月11日电 (记者 胡健)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组委会11日对外宣布，本届影展将于1月14日至19日在平遥古城开幕。本届电影展将延续原有节目架构，继续围绕展映、产业、教育、学术四个板块举办相关放映和活动。

　　今日，电影展率先公布产业板块入围及推荐项目，16个剧本项目、12个制作中的电影项目以及18部具有影视改编潜力的文学作品分别入围“平遥创投”“发展中电影计划”“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三个产业单元。

　　16个好故事入围“平遥创投”

　　本届电影展产业板块常设单元“平遥创投”于2022年6月开始公开项目征集，经过报名及两轮初评审，16个剧本最终从772个报名剧本项目中脱颖而出，入围剧本涵盖家庭、女性、喜剧、悬疑、奇幻、儿童等多种类型题材。

　　入围项目中不乏诸多行业经验丰富的电影人共同合作的优质项目，如导演、艺术家雎安奇的最新项目《花儿，花儿》，导演袁媛与编剧陈麒凌合作的温情故事《亲爱的美英》，以及田壮壮监制、蒲巴编剧的《寻牛》，王红卫监制、彭泽凌编剧的刑侦故事《刺骨》，吕乐监制、刘星与段婷婷编剧的大湾区女性题材作品《马交城的陌生人》，薛晓路监制、薛宸与夏凡编剧的家庭爱情喜剧《菠萝菠萝蜜》。

　　入围项目还包括曾凭《星溪的三次奇遇》入围过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及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竹原青与设计师、策展人朱砂合作的新作《你比夜色迷人》(原名《木与夜孰长》)，《追凶者也》编剧张天辉的新作《硬骨头》，以及董蜚编剧的《最后的鄂温克人》，孔言编剧、讲述90年代石油勘探家属院故事的《晚期浪漫》，茹颖翘、汪彧婧、李崧鸣共同编剧的奇幻公路片《谢里的夏天》，谷泉编剧的女性悬疑故事《橱窗》，罗艳编剧的犯罪悬疑题材作品《九级浪》，周舟编剧的家庭奇幻故事《魔法常在》(原名《哈利与魔法师哈里》)，冯轶、刘吉科编剧的奇幻爱情故事《时间的褶皱》和张思庆编剧的家庭题材作品《再兴》等各具风格的剧本作品。

　　作为“平遥创投荣誉”评审，学者、电影监制、编剧杜庆春，电影出品人、监制、策划陈洁，导演、编剧唐晓白将从16个入围剧本项目中评选出多项荣誉，荣誉得主均可获得现金奖励。

　　9位推荐人向影视行业推荐18部文学作品

　　产业板块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设单元“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本单元由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与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合作设立，由王安忆、刘亮程、田耳、林棹、叶弥、笛安、罗日新等作家创作的18部文学作品最终获得推荐。

　　推介作品囊括了近年来众多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精品创作，体裁以中、长篇小说为主，题材涵盖悬疑、爱情、历史等多个类型，均具有电影或剧集改编潜力。

　　推介作品由9位推荐委员会成员分别从作品的文学性转化为电影性、文学丰富影视创作、文学拓展影视创作、影视改编可行性等维度出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旗下重点文艺类出版单位推荐的近百部文学作品中评估精选得出。

　　推荐委员会成员包括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敬泽，诗人、学者何向阳，作家、编剧李修文，诗人、批评家杨庆祥，小说家双雪涛，及电影导演、编剧、剪辑、作家程耳，制片人蒋浩，电影监制、编剧王红卫，电影导演、编剧、作家万玛才旦。本单元由诗人、评论家欧阳江河担任策划顾问。

　　推介作品代表将受邀出席平遥国际电影展，面向影视版权采购机构、版权项目开发机构、制片公司、制片人、编剧、导演、销售商、发行机构等产业人士进行作品推介，并参加电影展相关官方活动。此外，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为入围作品提供专门的洽谈空间，为作品代表和影视产业人士提供一对一的洽谈交流机会。

　　12个电影项目入围“发展中电影计划”

　　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产业单元“发展中电影计划”继续精选12个各具风格、尚处于发展之中的优秀电影项目，面向产业界人士、电影节展策划人进行30至60分钟的放映。

　　制片人、导演余伟国，电影发行人刘歌，策展人、选片人王庆锵将担任发展中电影荣誉评审，将出任本届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的荣誉评审，从12个发展中电影项目中优选出多项荣誉，荣誉得主均可获得现金奖励。

　　入围项目包括由关锦鹏监制，蔡杰执导的讲述父女亲情、人生宿命的影片《人海同游》；万玛才旦监制，曾建贵导演的聚焦文化融合下诗意苦难的长片《河州》；由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东北虎》导演耿军监制，卓楷罗执导的喜剧《辽河的士》；由纪录片《铁路沿线》导演杜海滨监制，赵昶通执导的影片《一岁一枯荣》；根据班宇同名小说改编、由梁鸣执导、李雪琴主演的影片《逍遥游》。

　　入围项目中还包括秦潇越执导的聚焦社会变迁中两代人巨大差异的家庭题材影片《巢》；覃牧秋、詹涵淇联合执导的有关两个年轻人“波西米亚式”生活的青春影片《东四十条》；曾入围第6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的导演潘剑林的新片《父亲的味道》；刘阳执导的青春爱情题材电影《候场》；孙铭执导的讲述主人公通过重复犯罪脱离迷茫、寻找生路的影片《开春》；魏东宸执导的聚焦职业女性爱情的喜剧电影《蚂蚁没问题》；以及康家祥执导的有关张掖山丹军马场和军马命运的剧情片《云淡风轻》。

　　平遥国际电影展由平遥电影展有限公司与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电影展拥有电影展映、产业、学术、教育四大板块，其中产业板块致力于为电影项目和新锐创作人提供产业沟通、资源互动和融资平台，为优秀作品提供孵化机会。目前，《人生大事》《温柔壳》《恋曲1980》《不游海水的鲸》《再团圆》《月光武士》等多个曾于平遥国际电影展产业板块崭露头角的电影项目已于全国发行或已完成后期制作。(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